略论历史人物的评价
                                      

[摘要]：本文探讨了传统历史人物评价范式所遭遇的困境：价值观的多元化、历史真实的相对性、不断发展的时代，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历史学认知的误区。并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正确方向进行了思辨性的探索。

[关键词]： 历史人物评价 价值观 困境

一、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概述

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我国历代史书就是以人物传记为其主体内容的。自《史记》以降，评价历史人物几成传统文人的风尚：有人借古讽今，有人托古言志，有人以古抒怀，不一而足。上世纪50年代，史学界曾就历史人物评价原则、标准、方法等理论问题进行过热烈讨论，取得了许多共识；60年代，历史人物评价理论的研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走上了歧途。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人物评价问题再次成为历史学界乃至全社会的热点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他们的努力使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逐渐从浓厚的政治色彩笼罩下走出来，回归学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在近几年，这一问题又有从学术“出走”、转向大众化的趋势。对社会文明和民众话语权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而对历史学的科学性和价值来说，这种趋势显然给历史学者们带来了更大的难题。

事实上，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学者们从来就没有统一的看法。在世纪之交，学界又掀起了讨论这一问题的热潮，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范式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主要分歧集中在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要不要采取阶级分析原则。江连山、郑师渠、王双全等学者认为阶级分析在历史人物评价中不可或缺[1]，王文和江文同时强调了历史主义和阶级主义的原则，郑文则对学术界忽视历史人物阶级属性的倾向进行了批驳。而与此相反，一些学者则对阶级分析法的科学性提出了强烈质疑。巨永明认为“用阶级分析法评价历史人物必然导致历史人物评价的分歧化”[2]；黄留珠以刘秀为例论证“阶级出身决定论”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3]；葛剑雄则认为片面强调历史学的阶级性“是混淆了历史研究与运用历史研究成果的界限，也使历史研究可悲地沦为政治工具或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4]。

第二，历史人物评价的角度、标准、方法等问题。苏双碧认为，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坚持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标准，且对气节观要慎重[5]；葛文则强调了人物研究要从史实出发，历史学者们要在基本事实上达成一致，在此基础上可以允许有不同的评论[6]；曹寄奴、班震提出评价历史人物的三大关系：时间和空间、静态和动态、动机和效果[7]；胡一华的看法更为新颖，他认为从性格切入是评价历史人物不可或缺的方法[8]。此外，也有学者专门对传统观念中的单个词条进行辨析，例如刘克辉撰文指出：对历史人物“盖棺论定”是不可能实现的主观想象[9]。

从历史学者们各自对于历史人物评价范式的观点可以看出，人物评价范式不仅没有统一的趋势，反而众说纷纭，百家争鸣。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其实正体现了历史学的学科特性，也显示了人们在试图评价历史人物时所遭遇的困境：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评价范式的多样性？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守则？在吸收前辈学者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试图从这两方面展开粗浅的思考。

二、 历史人物评价范式的困境

朱宗震对历史学家忙于价值观的宣传时所遭遇的困境，有一个精妙的例子，笔者转引如下：

“对于专业历史学家来说，当他忙于价值观的宣传的时候会陷入巨大的困惑之中。以吴晗为例，1943年他写的《明太祖》，在缺乏政治敏感性的前提下，评价朱元璋是‘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皇帝。’未经他的同意，这本书被列入了潘公展主编的‘中国历代明贤故事集’，有吹捧蒋介石的嫌疑。吴晗因为痛恨国民党，也痛恨自己的书。在胡绳的鼓励下，于1949年重写了《朱元璋传》，他在书中以痛骂朱元璋来痛骂蒋介石。吴晗到解放区时，将这本书呈献给毛泽东，却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他进入了进退失据的可怜地位。解放后，吴晗力求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于1965年改写出版了《朱元璋传》。然而，他终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谅解，蒙冤而死。那么，正确的评价到底是什么？谁能告诉他？……”[10]

怎么样正确评价朱元璋？在笔者看来，人物评价体系中的“正确”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我们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对历史学进行实证性的考量，而应该充分认识到历史学自身的局限性。具体到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它至少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价值观的多样性和自主选择

人类社会是多元化的，向来没有统一的价值观。人们因为不同的性格、经历、信仰，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尽管在古代社会，统治者们常常对意识形态进行人为地推崇或者贬抑，从而使之为政治服务，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办法完全消灭社会的非主流价值观。随着社会的进步，自由和民主逐渐被绝大多数人认同，价值观的自主选择被默认为人的基本权利。在价值观多样化的背景下，学者们对于历史人物评价范式的不同看法其实是显示了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哪一种价值观才是科学的正确的？这样的争论不会有尽头。即使是主流价值观，也会不断吸收新的因素改造自身，因为社会在不断发展，人们的知识体系和观念也在不断地更新。我们可以用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考量一切评价一切，但也无法禁止别人用宗教的观念来阐释世界的万事万物。一种价值观对另一种价值观的批判，总是先入为主地把自己放在正确的位置，然而“自己是正确的”作为前提常常是最经不起推敲的。

因为价值观的多样性和每个人对价值观的自主选择，历史人物理所当然不会有一致的评价。这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相信很多学者在试图建立自认为最科学的评价范式的时候，都曾想过这个问题，但很少有人面对。因为如果承认这一问题无所谓对错，自己的理论就站不住脚。

因此，传统的历史人物评价范式面临这样的困境：在具体历史人物进入我们的思维之前，价值观早已先入为主。每个学者提出的评价范式都试图证明自己是全面的、科学的、进步的，然而在本质上，怎么样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只是评价者对价值观的自主选择问题。但是如果承认了这一点，评价者又无从立论。

2．历史与现在的时空跨度

事实上，摒弃价值观这个巨大的万花筒不谈，光就历史事实而言，我们都难以触摸到真实的那一面。关于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历史学者都有清醒的认识。有的人在论述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时，聪明地避开价值观的多元化不谈，只提出要从基本的史实出发。笔者极为赞同这个观点，但是在避开所有主观评价（尽管不大可能）之后，历史仍然扑朔迷离，因为基本的史实本来就难以考证。具体到人物来说，复原他一生的所有事情几乎不可能。以明代张居正为例，从明代至今，历代学人都有关于他的记载，如果不考虑文献的流失，我们当代能找到的关于他的资料就比明代还要丰富，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而以史学史的眼光考量，每一种记载在分析其可信度之前似乎都不能被我们直接采用。而对他的评价，也有诸多版本。与张居正同时代的王世贞写过很多关于张的文章，最尖锐的莫过于在《张居正公传》中说张的死是因为纵欲过度。但是王和张生前就有嫌隙，这又鼓励了我们对王文客观性和真实性的怀疑心理。其他的野史诸如查继佐的《罪惟录》和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除却评论性语言，很多关于张的记载都有考证的需要。凡此种种，我们只能承认，历史的真实永远只能是相对的真实。邓红风撰文指出[11]，历史学从来无法自然科学化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不重复性。而笔者认为，深圳新闻网，根本原因其实是在于历史与现在的时空跨度没有根本的解决办法。

对史实的描述，除了资料的来源需要推敲，角度和思维框架的不同也会给人以不同的感知。柯文就曾思索过这个问题[12]，并尝试面对同样的史料以三种不同的方式讲述同一段历史，结果带给我们的感观全然不同。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不仅面临时空跨度，还需要考量叙述方式和思维框架的优劣。

除了价值观的分歧无法统一，历史人物的评价还面临史实的可推敲性。退一步说，即使承认了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前提和出发点只是相对的真实历史，而如何构架这种“相对的真实”仍然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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